2月24日這天，我有幸讀到了兩則關于“狗保姆”的新聞：


　　東方網消息：南京某職介所近日開辦了代人請“狗保姆”的業務。招聘者要求，保姆應為40歲左右女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長相也要好看，月工資400元左右，最主要的條件是要把狗當孩子看待。



　　新京報報道，面臨畢業的某女大學生在互聯網上發布了一則求職信息：“本人對狗的心理及生理有專業研究，現求一份代為照看狗的工作，工作時間不限，薪水要求不高，只為快樂！” 據這位女生介紹，她出生在“養狗世家”，了解狗的習性和馴養技巧。給狗做“保姆”，可以積累資金和養狗經驗，還可結識更多愛狗的人。



　　兩則新聞對照起來讀，我們可以作了一個基本判斷：“狗保姆”將會成為一門新興職業。盡管目前還只是個別現象，但只要供需雙方達成一致，并且就業條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一種新興職業就會應運而生。但是，法律允許的東西并不一定就會贏得社會道德和公眾輿論的支持，很明顯，“狗保姆”面臨著艱難的道德困境，以犧牲尊嚴為代價獲得的勞動報酬，這樣的職業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受到稱道。



　　對于女大學生自稱當“狗保姆”只為快樂的說法，雖然我們對這種態度是否矯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這只是一個個案。以中國之大，出現個別因侍候狗而快樂的人不足為怪。關于“狗保姆”，我寧愿相信那位來自安徽農村的南京保姆的說法，“家政服務中照顧寵物只是順便的事，要求把一條狗當孩子看待，自己做不到，也不愿意去做。自己雖然是農村人，但做人的尊嚴不能丟”。狗是用來取悅主人的，而“狗保姆”則是用來取悅狗的，既然這樣，那些為“狗保姆”這一角色貼上“勞動光榮”之類的金箔確實顯得滑稽。



　　但是，值得我們深究的并不是“狗保姆”所背負的道德鄙視，因為這種道德鄙視實際上反映了公眾道德對“狗保姆”表面現象的急切判斷。對“狗保姆”這一職業，探究其成因比急切的道德判斷更重要。因此，當看到中介公司關于用戶 “把狗當孩子看待”和長相好的要求時，我們應該追問的是憑什么玩寵物的富人有權提出這種有辱人格的要求。為“狗保姆”制造道德困境的，就是這些富人的消費需要。也即是說，是富人消費的不道德直接導致了“狗保姆”所承受的道德鄙視。但可惜的是，公共輿論常常把矛頭指向“狗保姆”，而對催生這一社會角色根本原因缺少注意。



　　由“狗保姆”到背后的富人消費需要，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問題：即當貧富差距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一些消費行為就會呈現反道德傾向，而因為經濟利益的誘導，這種消費行為往往并不只受制于公眾道德。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倡導窮人為了尊嚴拒絕從事“狗保姆”之類的職業，或者自欺欺人地為這種職業貼上“光榮”的標簽，都透露出對從業者困苦處境的漠視。對社會而言，政府在加大對困苦人群的救助的同時，倡導富人在尊重他人人格的前提下實現消費欲望肯定比鄙視“狗保姆”更為理性。



社會公平不僅僅指勞動與報酬的對等，也應包括勞資雙方人格尊嚴的平等。有錢人的錢怎么用，窮人怎么掙錢謀生，都是個人的事。但對一個健康的社會而言，“狗保姆”的出現并不是值得叫好的信號。